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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上北大的農村學子

時間:2019-01-03 20:37來源:未知 作者:程盟超 點擊:
考上北大的農村學子 文/程盟超 7月25日,云南會澤縣的崔少揚收到了《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》。一如假期的每一天,他當時正在離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幫民工父母拌砂漿,接通知書前,

  考上北大的農村學子

  文/程盟超

  7月25日,云南會澤縣的崔少揚收到了《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》。一如假期的每一天,他當時正在離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幫民工父母拌砂漿,接通知書前,還把手裹在汗衫里擦了好幾遍。

  “工地上收到北大錄取通知”的消息傳遍網絡,崔少揚紅了,剛從北大畢業的鄧風華也看到了這則新聞。同樣是會澤人,同樣是農村孩子,夜深人靜,他在自己的公號上給學弟寫信:

  “還未入學就和建筑工人這個符號綁定”“對于你我,味道實在奇特”。鄧風華在北大4年,如今在清華讀研一,他清楚,在這些“歲月靜好”的地方,“忘掉過去,實在太容易了”,大家“學著攝影、化妝、聽音樂會”“從里到外,把自己包裝起來”,“建筑工地、建筑工人好像已經是另一個世界”。

  崔少揚看到了鄧風華的信,說“很多意蘊還理解不了”。他最近被媒體包圍,面對鏡頭羞澀地說,自己要“回到大山,改變大山”??伤较掠殖姓J,自己“并不清楚怎么改變”。

  這個剛成年的孩子說,“考上北大也沒什么”。他仍相信,勤奮能改變一切——被北大錄取后,他立刻買了成套的雅思教材,堆在狹窄的住所里。

  鄧風華希望崔少揚意識到,有一些“勤奮也解決不了的事”。他在信中用標黑加粗的字體寫到,“即使到了北大,我們也和那幾億的農民工人互為鏡像。”

  2018年8月30日,北京大學本科生報到。

  1

  北大的樣子,崔少揚一點都不清楚。他不愛說話,高中時愛好打籃球和讀書。他也沒去過很遠的地方,從高中到家要坐40分鐘的農村小巴,再走20多分鐘山路。下雨時泥會糊滿腳,回家要趕緊刷鞋。

  崔少揚入學前糾結要不要帶父母去北大報到。錢是問題,更重要的是“來了也照顧不好,沒心情玩”。

  鄧風華自己當年先擠3小時的面包車下山,行李和飼料、鐵鍬堆在一起,再坐4小時大巴從縣城到了昆明,沿途幾乎全是深山峽谷,最后從昆明到北京。對于山路的記憶不算美妙:之前公路就通到鄉政府,回家還要步行十幾里路。冬天,他和姐姐背著行李,雨雪拍在臉上,回家時嘴凍到發麻是常事。

  他同級的農村朋友徐森第一次來北大參加自招,在東門找不到吃的,父子兩人擠在地下室里睡覺,對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處結冰,打滑。后來兩人去西單的購物街,打工的父親為物價咋舌,“你帶我來錯了地方。”

  另一位老鄉曲小薇由父親送來上學,兩人在故宮門前站了很久,覺得門票太貴,沒進去;父親隨即去了平谷打工,賺點路費。過了一段時間,女孩收到父親發來的消息:“平谷不錯,和咱老家差不多。”

  曲小薇和舍友們偶爾一起逛街,有的女孩會一下午花兩三千元,買雅詩蘭黛和蘭蔻,她覺得化妝傷皮膚??臻e時間她大都在圖書館勤工助學,北大的資助體系足以令學生不花家里一分錢也能完成學業。她更“敏感”的時刻在別處:比如Word、Excel都不會,險些掛掉計算機課;或者是江蘇城市長大的舍友為她選課,好心選了門“最容易拿高分”的“論語孟子故事”,期末考試就是默寫《孟子》,她險些不及格,室友震驚又歉疚地說,“對不起,我以為你會背。我們都背過的。”

  鄧風華以及很多農村孩子都為英語困擾。頭兩年的考試,一般人拿90多分,他得80分就拼盡全力。“平時做Presentation,他們都是即興發揮,我是背,甚至照著讀,手心還冒汗。”直到大四,他去上哲學雙學位的課,很多大一學生直接用英文交流,行云流水,他提前準備一夜也跟不上,還是“很緊張,覺得自己很差”。

  徐森學力學,用他的話說,他的同學已經從教授父母嘴里知道廣義相對論時,他還在鄉村學校圖書館,讀上世紀80年代版本的《十萬個為什么》。“理科也需要直覺,感覺都是隱藏中積累的”。

  這種差異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徐森入學時加了很多社團,比如象棋社,但很難融入這些圈子。他以為自己愛好下棋,水平也不錯,可社團真正的核心成員早已是參賽的水平,平時交流棋譜,很多專業名詞他壓根兒聽不懂,也插不上話。

  上海交通大學一項研究顯示,自招和農村專項考生的大學生活適應度明顯不同:過半的自主招考生在學校適應水平較高,能達到同等水平的農村專項考生卻只有大約一成。

  今年1月,北京大學學生資助中心面向受資助的2017級學生發放問卷。收回的135份問卷中,62%的學生自認學業基礎差,半數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。68%的人沒有明確學業規劃。

  崔少揚也有點擔心。他在高中的主要煩惱是不會社交,和同學老師說話,心里全是話,卻說不出來。對方不明就里地走了,他心里又很難受。最近,要求采訪和資助他的電話有幾十個,他每一個都接,然后盡可能禮貌地拒絕,可還是時常被逼到語塞。

  鄧風華參加資助基金會的交流活動,發現那里的學生大多膽怯,不敢主動發言,一些人交流起來會哽咽,說家庭不易,在學校適應比較困難,和那個“自信、專業、控場能力強”的北大截然不同,一切都很像老家。

  他記掛著光華管理學院的一位農村朋友。兩人剛到北大時,一起去中關村買電腦,對方開朗地笑,說自己要做大事;等大二再見時,對方胖了很多,成績也不好;大四臨畢業時聚餐,對方苦笑著,“滑到底了”,同班同學很多出國,他回老家“隨便找份工作糊口”

  鄧風華也一度覺得自己和其他同學的差異是件糟心的事??勺屑毾胂耄鹤约?歲時被塞進姐姐的班級,每天來回走十幾公里坐在教室后面聽課;10歲時住校,和40多個同學用一盆水洗臉;高中時說要考北大,父親大笑著說,“你看看你家門前的山,你能考上嗎?”

  可真到了北大,即使他自己不想,外界也會告訴他,他們有差距。在他大一時,輔導員找到他,和藹地建議,可以打網球,“這樣能更好地融入同學”。

  鄧風華說,那是他第一次意識到,他和他們確實是不同的。

  2017年9月8日,北京大學舉行2017年開學典禮。

  2

  比起凌晨3點撒化肥,凌晨6點搬磚,崔少揚認為,學習“是最不累的事兒了”。

  崔少揚高中最喜歡《平凡的世界》,一度以一輩子駐守農村的孫少安為目標,因為“他對家有擔當,有守護”。他的父母都靠打工賺錢,還欠著債。為了湊夠他去北大的開銷,父親這個夏天拼命干活,生怕下雨。崔少揚除了每天也在工地干10多個小時,還堅信學習也是“守護家庭”。

  他的家幾乎是毛坯,臥室里沒有書桌,零散地堆著各種建筑雜料??蛷d里的老式電視機架在兩塊空心磚上,父親哽咽著說家里的不易,孩子們上學,有時就買火腿腸充饑,卻騙在外地的他說吃得好,有洋芋、肉末、白菜。崔少揚也在旁邊抹淚,說3年前父親得了腎結石,以為是絕癥,打算見自己最后一面,吃頓好的,就放棄治療,卻意外在如廁時忍著劇痛把結石排了出來。他承認,知道那件事后,“才有了學習的動力”。

  鄧風華兒時幫父親收煙草,在地里忙到渾身濕透。掰好后拿回家熏蒸,需要在煙草下點起爐子。煙氣四散,熏得人睜不開眼,身上沾滿煙油,衣服會黏在一起。熬到凌晨兩三點是常事,他心里想,長大了不要繼續種這玩意兒。

  鄧風華的父親只想讓孩子離開自家那棟又黑又破,下雨天漏水,還隨時可能倒塌的危房。他一度覺得兒子最好的出路是讀個二本,去縣城當初中教師,賺一份穩定的收入,成為城里人?,F在兒子出息,愿望水漲船高——去當高中或者大學教師,更安穩了。

  這想法一直未變,從鄧風華出生時就是如此。鄧父種了四五畝煙草,養豬,農閑時去搭電線、挖礦。

  后來女兒讀大學,兒子讀高中,他又向隔壁村的朋友討了幾畝荒地種玉米——那片地光禿禿地杵在山頭,腳下就是云貴交界的大峽谷,平時寂靜得像在空中。

  “我和他說,一定要考出去。再陪著我種地(我)要哭了”。

  鄧風華后來也意識到,自己生活的環境里,幾乎所有人都覺得學習的目的就是遠離原生環境。他的高中老師欣賞他,會拍著他的肩膀說,“要考上北大啊??忌媳贝?,你半只腳就進入了上流社會。”那時他很感動。

  直到站在燕園里,他也茫然,“究竟什么是上流社會?”

  過去的經驗無法回答這個問題。比如曲小薇,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考北大——之前同村有人考上了北大,父母就讓她以此為目標。第一次高考,她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學,可家里蓋房子,沒錢,交不起學費;高分考生回去復讀則有3萬元獎金。她被迫讀了一年,稀里糊涂來了北大。

  同樣來自云南山區的凌雄也是“稀里糊涂”上北大的。他是理科生,公布成績后,最鐘愛的專業是北航的飛行器或者同濟的土木工程??伤麄兏咧袑W校從來沒出過北大的學生,校領導找他談話,老師也求他“沖一沖”。于是他填了提前批次,來北大學了冷門的小語種。

  “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還有這個國家。”他將目光投向課外生活,參加了不少社團。覺得這樣離大家“都想要的那種生活”近些。

  “那個藍圖是好的??善鋵嵏静贿m合你。”凌雄大一大二嚴重失眠,加倍地焦慮。

  他還忙著創業賺錢。父母是工地上扛鋼筋的工人,他想富裕起來??伤l現自己辛苦想的一些創業點子,要不一下被見多識廣的同學指出并不靠譜,要不就是被人提醒類似的項目早已有了。即使遇到一些感覺能賺錢的好項目,有的同學能拿出5萬元投資,可他沒有這種閑錢。

  最終,他在大學的首次創業以失敗告終——他借錢4萬元買進茶葉,想賣給學校組織的會議和附近的餐廳。如今這些茶葉全部堆在家中,他不僅未能賺錢,還欠了債,父母幫他償還了部分欠款。

  鄧風華說,過去相信成功學,覺得“不成功都是不努力”,可后來,他發現似乎還有一些比努力更強大的力量。他在這種力量下覺得迷茫——來之前只有模糊的規劃,比如“要出國”“做很厲害的事”,后來這些離自己越來越遠了。

  崔少揚相信努力一定有回報。他認為自己的好成績換來了這個夏天家里更多的笑容。他在高中時也設想過大城市的職場生活,可想象力有限,實在想不到白領的日子是怎樣的。相對確定的只有本科畢業就工作,好為家里賺錢。

  鄧風華的想法是慢慢改變的,老家一個早早結婚的伙伴喝農藥自殺,鄧風華不顧家人的阻攔去他的墳前祭拜,想不通一個年輕人為什么會死。

  后來,他在老家又遇到一位已是農民工的兒時同學。對方和他說,自己在外打工了3年,一天干十幾個小時,沒攢下什么錢。如今工廠機械化,機器人取代了人,工資變得更低,他最近失業了。同學認真地問鄧風華:“你學習好,我從小有問題就問你;現在你都在北大了,能告訴我該怎么辦嗎?”

  鄧風華想了很久,給不出答案。

  3

  在北大,有很多外力拉這些農村孩子一把。

  北京大學學生資助中心主任陳征微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,北大的各類資助已能覆蓋在校學生的基本需要,目前是進一步提供“非經濟支持”滿足他們的發展需求。

  在陳征微看來,差距客觀存在,校方能做的是盡可能縮小。比如近幾年,北大為受資助學生開設了專門的國內外游學計劃;還會邀請一些校領導、教授、知名校友和這些學生通信、聊天、吃飯。

  西南山區長大的嚴澤在資助中心的幫助下,第一次去了福建,第一次到了日本,也在學生服務總隊成了學生骨干,第一次談成了合作——將留學生和英語口語能力欠缺的受資助學生們匹配,每周聚餐,給同學練習口語的機會。

  去年,她在資助中心“燕園攜手”項目下,和一位家境相似的學妹結成匹配對象,帶學妹吃飯,繞著未名湖散步,給學妹學習上的建議,眼看著學妹從剛入學的膽小、害羞,逐漸變得開朗起來。

  北大的生活總有退路。徐森內向,和別人玩不來,就埋頭學習,因為“做物理本來也不需要社交”。他大二就去留學機構了解出國花銷,發現僅僅是寫申請文書就要收費3萬元,加上考試培訓和出國后更龐大的開支,自家“把房子賣了也拿不出”。結果他最終沒能在碩士階段留學,而是留在本校讀研,打算到博士后階段再公派出國。

  曲小薇也后退了一步。她原本有機會留在本校讀研,可一年的學費要2萬多元,而去另一所“雙一流”高校,不但學費減免,還有可觀的獎學金。她的父親勸她繼續留在北大,她說自己“不想再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了”,把電話那頭的父親噎得說不上話。

  “我們作選擇,很難不計成本,要考慮性價比。”嚴澤說。

  廣州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謝愛磊對4所985、211平臺高校的2000名農村大學生進行了調查后發現,農村孩子在精英高校也能實現自洽——方式往往是將精力主要投入學習,放棄部分社交生活。

  “北大的生活其實很舒服,很容易忘記困境。”這句話鄧風華的理解是,大部分人想的是如何在夾縫中實現自己,而不是鑿開縫隙。

  他開始把目光投向成長的地方。他回山里做訪談,發現很多小孩不自信。一些家長覺得孩子考大學不切實際,更何況“供一個孩子要10萬元,要是將來找不到好工作就賠了”。對于從深山里考上北大的經歷,即使當事人就在眼前,很多人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不相信。這種感覺他熟悉,自己讀高中也遭受了很多反對,姥爺把父親叫過去,說“讀書花錢不如把房子修修”。

  “即使現在,考上重點大學也是小概率事件”,鄧風華反思,自己家雖然窮,但父親重視教育;可就在臨近的村鎮,一些家庭還堅信“窮就窮到底,政府好管理”,他們指望政府發錢養活,并不鼓勵孩子讀書。

  在他看來,很多農村孩子來到北大,一方面飽受貧窮的困擾,另一方面又在拼命逃避、淡化這種局限。有的人骨子里開始相信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,覺得自己足夠優秀或努力??稍谒磥?,就像自己沒讀過書的母親說的,自己可能只是“走運到祖墳冒煙”。

  在他家,姐姐學習本來也不差。小學最后一年,縣體校來招體育生,村小的代課教師們以為招文化課的尖子生,就把姐姐在內,學校的前3名都送了過去。

  體校沒有圍墻,一天上5節文化課,學生們每天找個坡道跑步。姐姐只半年就跑得雙腳腫脹;平時上課也沒人管,在二樓把1元錢丟下去,就有小販把粑粑從窗戶丟上來。父親想給女兒轉學,可又缺錢,也舍不得體校的補助。

  農村粗糲的生活徹底改變了姐弟倆的軌道,鄧風華是幸運的那個,上了北大。姐姐第一年考了一所不錯的林業類本科,可農村信息閉塞,收到通知書才知道學費貴,一年上萬元。為了給弟弟省錢,家里就讓她輟學。擺了幾個月的小攤,她“心里空落落的”,復讀又考上了本地的師范院校。

  即使到了今天,鄧風華的村子里,每年有兩三個讀大學的后生,另外二三十個依舊選擇打工。

  在北大的某些課堂上,有個別老師說北大人就應該是“完美主義者”,去登山、滑雪、騎馬,“過最好的生活”,農村仿佛不存在。但鄧風華也慶幸北大是兼容并包的,不少教授會在課上講,希望同學們關注三農問題。有老師告訴他們,《春天里》這首歌原本傾訴了底層的憤怒和不易,之后卻被輕易置換成“自我奮斗”的表達。

  鄧風華逐漸找準了自己的位置。拍紀錄片作業時,有小組做有關美食的精致片子,他就去拍“孤獨的宿管員”,記錄凌晨4點學生都在睡覺,宿管大叔一個人在陰暗的走廊里掃地,結果被全班認可,拿下高分。他開始關注農村和工人問題,看很多學術資料,身邊同學也很感興趣,時常交換意見。

  “這所學校的可能性很多。”凌雄第二次創業,選擇回到家鄉,去農村開輔導班,教孩子們數學和英語。這次他不僅收獲了一些財富,更得到了人們的感激。一個月里,他看著孩子們嬉笑打鬧,看到他們掌握了原本近乎一無所知的拼音和乘法,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進步——那種快樂是之前單純想賺錢時沒有的。

  4

  凌雄在北京偶爾做家教,看到北京的父母給孩子掏1小時一兩百元的課時費,培養孩子各種課外技能。他會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:小學老師是年邁的代課教師,老大爺上課就讓學生們自習,然后在操場擺桌子喝酒,再滿臉通紅地回來宣布下課。

  在村里,除了他,同齡人沒有考上本科的。三分之二的年輕人初中畢業就打工,很多已經有了孩子。他想了想,感覺自己走出來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賦。

  鄧風華去邊遠山區調研。他去南方山區拍紀錄片,記錄一位8歲上學的小姑娘。

  他還去東莞的化工廠打工,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學試劑里干活,皮膚被腐蝕到干裂。有農民工告訴他,回老家不知道做啥,又買不起東莞的房子。

  在學校里,他發現那些和自己父母面貌相似的校工們就住在學生公寓的地下室,他陪食堂阿姨跳廣場舞,了解她們的生活。

  他理所當然想到了自己的過去。家里土坯房,剛2米高,陰冷又潮濕,昏黃的燈泡讓墻上的裂縫顯得更明顯,豬圈招引的蒼蠅在家里肆意地飛。他那時在縣城讀書,食堂阿姨都心疼他窮,盡可能多給他肉。當時他又黑又瘦,胡子拉碴。

  現在的他遠離了云南的紫外線,變白凈了,他感覺一些出身和自己相近的同學在和原生環境切割,和一位父親是建筑工人的好友說起農民工的遭遇,對方淡淡的,覺得先把自己活好才能考慮這些。

  南京大學的學者曾對江蘇省內兩所高校的近200位農村籍學生進行調查,發現有近半數人“非常愿意”或“愿意”成為城市人,相比之下,只有15%的學生愿意堅守農村身份。盡管有73.5%的學生認為“既然身在城市,就要適應城市生活”,但只有7.3%的同學認為自己“堪稱一個城市人了”。

  鄧風華的父親覺得,兒子想的東西有些奇怪,應該安心做教師。 “小學時,老師嫌他年紀小,不收,我就把我家飯桌擺過去,逼他們收?,F在不行了,大城市,咱不行。”鄧父嘆著氣說,憂心兒子心氣高,其實能像女兒一樣,當個教師,朝九晚五,安安穩穩就最好。

  可鄧風華不這么想。他希望農村同學們意識到,原生家庭并不需要逃離,反而是行動力的源泉。他說自己不再自卑了,盡管看待一些問題的角度可能和中產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??伤宄刂?,這兩種認識方式是平等的,自己能為他們提供不同的經驗,也能收獲他們的尊重。

  5

  大四這年,鄧風華帶著幾個大一的學生去云南農村探訪。去的路上,大一學生一路歡聲笑語,聊綜藝和偶像劇。直到他們到山村小學,班里都是留守兒童,大學生們問孩子最近一星期開心的事有哪些,沒人回答;一個月,還是想不出;一年,依舊是沉默。最終有學生顫著聲說,爺爺死了,爸爸也3年沒回來了。

  返程的列車上,話題變了。這群大一的學生開始認真地琢磨起農民工問題,偶像被忘在了腦后。

  無論是城或鄉的孩子,大學這4年可能都是他們首次彼此深入接觸的機會。農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獲值得欣喜的改變——比如嚴澤,她覺得自己愈發自信了,做事細心、負責,她收獲了很多認同,又在鍛煉中學會了與人相處,和人溝通。

  “我走的是我的父輩從沒走過的路,全都是我自己在試。”嚴澤會覺得,來北大前,自己是狹隘的,只想“過好日子”??煽吹缴磉呉恍┩瑢W,才發現對某個事物的興趣,或者對群體關心才是持久的動力。

  鄧風華自己的家庭也在改變。他們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戶,現在姐姐當上了老師,給家里修了幾間新的磚房,買了電視,裝上了太陽能。他考上了北大,更讓這個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歡迎的一戶,親友們開始把孩子們在假期送來,讓他們跟著姐弟倆聊天、學習。一些原本想讓孩子輟學打工的父母看到了這家人的變化,也漸漸改了主意。

  另一面,原生家庭帶來的身份也長久地影響著這群學生。曲小薇今年畢業,沒回家,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學校繼續學習,主要為了省下回家的路費。她認為碩士畢業后去昆明工作,是適合家境的最優解。

  北京大學就業指導服務中心統計畢業生去向,也發現農村學生的流向特點鮮明:他們出國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,更加穩定、有較高的職業聲望及較高保障性的國企和事業單位則是首選。

  曲小薇堅信,原生家庭的影響不會抹除。她希望以后賺錢,給老家的小學捐一個圖書館,再給村里裝上路燈。凌雄則已然工作,身為選調生前往基層。在家鄉開辦輔導班的經歷讓他覺得,能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。

  類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揚身上。他就要開學了,資助都已到位??伤顠炷罡赣H的身體——父親最近總感覺肚子里“有氣泡”,很擔心,卻還是不肯去醫院檢查。這成了崔少揚的心病。他也還清楚記得貧困的滋味:自己600度近視,父親曾省下治療腎結石的錢給他買了眼鏡,他卻不慎摔碎了——他痛恨自己,從此再沒配過眼鏡,不得不湊近看很多東西。

  自認“融入”還不錯的嚴澤也清晰地記得貧窮帶來的不適感:小時候,她沉默地聽朋友討論麥當勞、肯德基,插不上話;再長大些,同學們問她牙不整齊,為什么不去矯正,她啞口無言;到了北大,開學后會有同學說自己暑假在洛杉磯,或者寒假在舊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,但現在,自信的她放下了這些。

  鄧風華已經克服了落差感,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,也想改變它。家里只有鋪太陽能的屋頂信號好——假期,他抱著電腦坐在屋頂上學習。夜深,綿延的山漆黑,萬籟俱寂,頭頂的星輝灑滿夜空,電腦熒屏閃著光。(文中北京大學學生均為化名)

  原文刊載于《中國青年報》2018年09月05日12版

(責任編輯:立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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